青年习近平如何读书？边放羊边看书，走了30里路去借《浮士德》，不排斥流行文化
June
16
灼见（微信号：penetratingview)
“我并不觉得农村７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习近平
一个人的精神资源会塑造其精神结构，从而主导着他的思维和行为，甚至影响他后来所有的决定，而从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可以一窥他头脑中的精神图景。
习近平曾说：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７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
“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去年3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
…………
阅读这个爱好，伴随着他从梁家河村的窑洞到清华大学的课堂，从正定到福建，从浙江到中央，一路追寻过来，读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他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片段。
在习近平的知识系统和文化素养中，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色彩，首次在党内全面系统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但同时，他并不排斥流行文化。他会很自然地提到流行歌曲和美国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已经看过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猎鹿人》《上尉的女儿》《教父》，据称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是他最喜欢的战争片之一。
下面这篇由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撰写的两篇文章《一介儒生的文化情结》《传统文化是独特战略资源》，一方面较为完整的梳理了习近平在各个场合提到的书籍，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自身、民族以及所处的时代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本身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推荐给各位阅读。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至交、作家贾大山曾给过他这样一个评价：儒生。
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样的大会，自1994年起每五年举办一次，这一年规格最高，首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登台演讲。
“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削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习近平说，“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在那之前，2013年11月末，他曾到曲阜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转年“五四”，又在北京大学与中国哲学学者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他还曾在到访北京师范大学时，明确反对课本中去掉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认为这种做法很悲哀；在万米高空的专机上，倡导媒体记者学古诗文经典，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被作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
人们发现，习近平并不仅仅是在一些场合引用一两句古诗文作为点缀，而是在过去20余年的行文、讲话中，时时处处引用中国古代典籍或诗词，密度极高，从容熟稔。引述的来源非常广泛，并不限于《论语》《孟子》《左传》《老子》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还有一些甚至有点生僻的古籍、诗文。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的这种表达风格更加鲜明，无论国内视察、与公众交流，还是出访时演讲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他总会以典雅蕴藉又高度概括的经典名句来传达思想。这激发了国内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切关注。
有学者评价：“习近平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兴趣，是我党历史上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熟知并广泛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领导人。”
更重要的是，在他对于治国理政各个方面的阐述以及制度建设中，中国传统经典的思想精华同样贯通其间。他甚至还“第一次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等的重要手段”。
还有一个第一次——“这种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有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的思想观点，是我们党历代领导人中第一次提出。”
这被视作一种丰富执政党文化观念、强化文化自信、拓展执政资源的重要创新。
包括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被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仁爱、和而不同一脉相承。
事实上，在将执政者的文化态度视作其重要人格特征和治国思路风向标的中国，习近平每一次与文化有关的表达——出席一项活动，举出一个典故，提及一本书或几位作家，都会被社会舆论细细咀嚼解读。
作为知识分子、儒生的习近平，和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家习近平，如何统一在一起？他的文化态度、文化理想和文化策略，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又有怎样的阐释和回应？
一张书单背后的文化视野
自青年时代起，习近平就结交了不少文人朋友。比如前文提到的贾大山，出身低微，洞悉世情，思想深邃，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小说曾获全国大奖、作品被收入中学课本。
更早一些，当习近平还在黄土高原插队当农民时，曾与陕北作家路遥相熟。2015年春节后，改编自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的同名电视剧热播，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提及：“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
那是在1970年至1973年间，当地回乡知青路遥喜欢结交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和习近平成了朋友，两人多次长谈，话题涉及文学、民生、理想、国家。
要想描绘一个人头脑中的文化图景，办法之一是看看他的藏书。
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当地媒体专访时，习近平说，“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还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
之前在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前夕，曾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也谈到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中国传统经典自不必说，从他繁多的引文中至少可见《论语》《孟子》《中庸》《尚书》《老子》《墨子》《礼记》《诗经》《春秋榖梁传》《吕氏春秋》等数十本。西方文化他也非常熟悉。
面对俄罗斯记者，习近平历数了自己熟知的俄罗斯作家，包括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了俄罗斯文学，他说自己喜欢普希金的爱情诗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间，他更喜欢后者，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他很喜欢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人性的反映非常深刻。而俄罗斯的音乐大师、画家，比如柴可夫斯基、列宾等，也是他的心头所好。
2013年5月，习近平还曾对希腊总理萨马拉斯谈到，年轻时阅读过不少希腊哲人的书籍。
将时间前推至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一次专题学习会上的中心发言中，曾提到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使人变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单纯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动物，这种物质性压迫下的人，是一种变形与异化的人”。
《单向度的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剖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的合理批判能力的剥夺。
2014年3月的访欧之旅，既是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四国的国事访问，也可以视作习近平充分展现其文化思想、文化视野的文化之旅。11天，4篇文章、4次公开演讲，这位政治家以充满文艺色彩的表达向世界阐释了中国梦，而人们也正好能从他的言谈中细读其文化渊源。
比如，在法国的行程中，有一项安排是探望99岁的旅法华人李治华——老人历时27年翻译完成法文版《红楼梦》，是将这部中国不朽名作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
对于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中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习近平不仅熟悉，而且还曾在河北正定工作时，费尽心力建成了“荣国府”。
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演讲时提到了诸多对他产生过影响的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
“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冉阿让、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还有，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他还提到了法国的歌剧、芭蕾舞、建筑、体育、美食、时尚、电影。
他坦率地说：“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了解法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德国一站，习近平在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特别提到了德国“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诞生许多享誉全球的巨擘”，并列举了他们的作品，包括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优美旋律。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他说。
有媒体统计，此次出访全程中，习近平曾提及法国名人34位、艺术形象3人，还有凡尔赛宫、卢浮宫等建筑；提及德国名人19位，艺术形象有歌德名作《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的书单又增加了英美作家作品。他说，英国的拜伦、雪莱、萧伯纳、狄更斯，美国的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等的作品，他都看过，很喜欢杰克·伦敦的《海狼》《野性的呼唤》。
因为喜欢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第一次访问古巴时，习近平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访问古巴时，又去了城里海明威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
以往中国的高层领导，很少曝光个人爱好。习近平对于自己的文化趣味，甚至包括一些很“文艺范”的举动，相当坦率。
从习近平自己述及的这份长长的书单来看，他的文化视野甚为宽阔，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古希腊、文艺复兴、现当代，都涵盖其中；他的描述评价并非礼节性的赞美，也不限于外交场合，而是有感而发，带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同时，这些内容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时时强调“人类”“世界”，强调人类对于思想的力量、美的力量的共识。
他透露，自己看的小说基本是在青少年时期读的。“当时的文学经典毫不夸张地说能找到的我都看了。”有一次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发现很多好书，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让他喜出望外，手不释卷。
习近平这一代生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尽管少年时期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禁锢的严重影响，但他们也不乏机会接触各类书籍；而在思维最为活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的青年时代，又恰逢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改革开放而起的思想文化大激荡、大冲撞，这必然强烈激发他们拓展自己的视野与胸怀。对于人类文化图景的认识，他们显然比前代人更为全面客观，也更有鉴别力、包容心。
甚至，对于中共领导人历来相当谨慎的宗教问题，习近平也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坦然。
在2014年3月到访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他的演讲有一段专门谈及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化发展的历史。这段“教科书式的精确叙述”，被评价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
事实上，尽管习近平的知识系统和文化素养中，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色彩，但他并不排斥流行文化。他会很自然地提到流行歌曲和美国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已经看过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猎鹿人》《上尉的女儿》《教父》，据称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是他最喜欢的战争片之一。2012年初访美时，经由习近平之手，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人每年可以多看到14部美国进口大片。
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以往有观点认为，进口几部外国大片就觉得是挤占了我们的市场，很纠结。我国领导人访美期间，谈合作聚焦在进口美国大片，能否扩大美国电影进口配额竟然上升到考验中美关系的程度。但分析后，中央认为利多弊少。现在看来，不仅没有造成国有电影产业的萎缩，反而刺激了发展，更有竞争力了，这说明对开放持积极主动的姿态是正确的。
历史不是包袱
“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习近平曾引用德国文学家莱辛的这句名言，来说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因由。
自青年时期就爱读历史的习近平，认为读史最重要的目的是“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在2014年一年之内，中国增设了三个国家级纪念日：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这三个纪念日在设立当年都有高规格的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都亲自参加，并在胜利日和国家公祭日发表讲话。不仅如此，2015年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还举行盛大阅兵，此举打破了以往在国庆日逢十年阅兵的惯例。
有人强调这三个纪念日的“国防”色彩，将它们视作中国强化国防意识、国防动员的举措；有人将它们置于中日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下，认为是借以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表明坚决态度，是在纠结的中日博弈中打“历史牌”。
事实上，以上原因都太过表面。
习近平认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另一方面，这三个纪念日，都与中华民族现代史中的苦难卓绝、牺牲奋斗有关。在中国的传统中，纪念日多源于庆祝，罕有记录屈辱苦难的功能。从这三个国家级纪念日的设立过程，可见习近平的历史观。
比如，国家公祭日，是一个国家为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活动。二战结束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设立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灾难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等，每年都举行国家公祭活动。
此前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南京本地都会有纪念活动，但从未上升到国家高度。而第一个国家公祭日，现场放飞3500羽和平鸽，象征着抗战期间伤亡的3500万同胞。
9月3日胜利日，起自1945年。当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宣告结束。次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并从第二年起将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后，9月3日虽被认可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也有以日本天皇《停战诏书》发布的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
1999年，国务院对1949年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做了修订，其中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不过并非每年都进行隆重庆祝，只是在逢五或逢十的年份举办一些活动。
而在学术界和民间，究竟在哪些日子纪念抗战还存在争论，“七七”“八一五”“九一八”似乎比“九三”更为普通人熟悉。
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再次对“九三”胜利日加以明确，以最高规格纪念，再选择这一天隆重阅兵，既与同盟国一致，民族历史承续之感也豁然而出。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阵亡将士纪念日、烈士纪念日等，而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从建议到正式设立，历时10年。
这三个国家级纪念日都有同样的特点：其一，接轨国际惯例，特别是二战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惯例，并沟通世界历史；其二，毫不回避民族的苦难屈辱，而将之作为聚拢人心、面向未来的重要资源，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不能选择，未来可以开创”；其三，关照民族历史的延续性，为民族大义的凝聚打开新空间。
习近平多次建议领导干部要多读历史，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比如“儒法并用”、“德刑相辅”、人才选拔看重基层经验等。他还说，希望领导干部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为此他举出了明朝末年的例子——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习近平曾态度坚定地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于与中共党史有关的事情，他非常关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陈云诞辰110周年，他都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邓小平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更是长达万言。
事实上，对于历史、对于英雄的“反思”“解构”“揭秘”，已在中国社会喧嚷多年。而习近平的历史观，在秉承中共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上，增强了包容性和开放性，加之他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直率鲜明的表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201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谈及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评价时，他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联系到他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并强化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样的表述，应该说，体现出了“不隔断历史”的客观态度，以及抛开历史包袱的超然与新意。
一个制度是进步还是反动，看其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习近平1991年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曾在福州市三坊七巷召开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上这样说。那个时候，正是福州城市建设的兴盛期。
这片位于中心城区、覆盖38公顷的古建筑遗存，兴建于晋、唐，辉煌于清代及民国，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现存古民居约270座，其中有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冰心等人的旧居。
林觉民故居，后来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是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在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福州市政协委员写信给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习近平反映这个问题，习近平立即让人核实并要求暂缓拆迁。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亲自主持。
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习近平问时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的黄启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黄启权回答：“对，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林觉民故居的大厅。”“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习近平话语简洁。
林觉民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开馆当天，习近平除了参加剪彩仪式，还亲自给省外客人当起了讲解员。开馆一个月内，他又三次来到这里了解观众反应。
当时，包括林则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纪念馆在内的许多遗迹，都存在年久失修、损毁严重、房舍被侵占等问题。位于福州市中山路左营司巷的林则徐出生地，出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计划兴建高级商住楼“则徐花园”。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市以1200万元的补偿收回了这块地。一个月后，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修复工程开工典礼举行，1997年6月竣工。两次仪式，习近平都亲自参加。
2015年1月，《福建日报》刊登万字长文，回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往事。
比如用搪瓷烧制“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从速保护一批名人故居。这些故居中的绝大部分，当时还不算文保单位，原则上不受文物法保护。而被称为“福州瓷牌”的铭牌，使它们在城市建设中免于被拆的命运。
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以前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1991年起，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此后逐年增加。
福州市还在福建省率先成立了市级文物管理局、建立福州市考古队，这支长于水下考古的专业团队，后来成为西沙水下考古、“南海一号”沉船遗址、平潭“碗礁一号”等水下考古发掘的骨干力量。
就任福建省省长后，2000年元旦，习近平发布省长令：保护三明市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当时这处遗址尚未定为文物单位，一家大型企业即将在那里炸山开矿，习近平紧急批示企业“立即停止爆破”，要求当地政府加强保护。
而这一遗址，把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也证明了闽台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号称“南方周口店”。
2002年4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州古厝》一书，习近平为该书作序，2015年1月6日，《福建日报》重发此文。
文中说，古建筑是科技文化知识与艺术的结合体，也是历史载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
“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他写道，“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应该说，自改革开放起至今，中国地方官员在这30余年里，一直面临着如何协调历史与现实的问题——GDP要上升，城市要改换新貌，文化遗产究竟是障碍还是资源？如何选择，其中既有政绩观、义利观的问题，更是对执政者文化素养、历史意识的考验。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习近平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一以贯之。
距今约8000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因出土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而闻名。习近平参观独木舟时，一批摄影记者脚踏在遗址上拍照，习近平为此发了火。他说，拍照是小事，文物保护是大事。
2002年西湖免费开放后，习近平曾三次向杭州西湖管理部门建议：一是西湖边公共厕所24小时免费开放；二是游船船头增设橡胶轮胎，以免损伤桥洞；三是景区长椅保持一定的间距。“他考虑到西湖边的恋人很多，如果椅子之间距离太近，恋人们反而会感到不自在”。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2014年2月25日，已经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这样强调。这次他考察的主题正是城市历史文化，行程中安排了首都博物馆、南锣鼓巷等地点。
习近平的历史观，除了前述的开放、包容、不隔断历史之外，作为长期深耕基层的政治家，他还很善于为历史观的落实找到具体实在的载体，并且能超越经济指标的诱惑，一以贯之。
正如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所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
文化危机让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
习近平的儒生气质，最直接的表现是善于立言：为追思焦裕禄而填词，为表达拥军情义而作七律，勤奋地写下大量反映个人思考的专栏著述，甚至还有“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意的语言写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
从他的个人经历、执政风格到文章思想，修齐治平、三不朽、“横渠四句”等儒家经典的使命追求，处处可见。
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像习近平这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坐标系中，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他并未止步于文化态度上的致敬，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在中国梦以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根”与“魂”。
习近平也讲“扬弃”，但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文化更进一步说儒家文化，对于他而言并不是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过现代化创造，焕发强大能量、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
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选择传统文化作为战略资源，风险并不小。
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社会正面临文化危机，文化内涵的空洞化，让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越容易崩塌。中华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而这种危机的根由，远可溯及鸦片战争击碎天朝的自洽幻景，近可论至改革开放后西方价值观对人民信仰的冲击。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剧热播宫廷斗争、尔虞我诈，官场、谍战、职场、家斗也是常演不衰的题材，折射着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的现实，显规则被弃置一旁，“潜规则”却大行其道；圈子盛行，彼此谋利，参与其中的人都希求在制度之外找到获取资源的渠道；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被仰慕推崇，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瘦肉精频频出现，更可怕的是不少人正逐渐对此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山寨文化几乎成为“中国标签”，各个领域仿冒成风，这些人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能赚快钱就是英雄；盲目从众事件时有发生，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却少有人倾听。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似乎让人们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各种“文化明星”名利双收，汉服、唐装招摇过市，大典、仪仗隆重登场。但很快就有人批评这种热潮浅薄片面，只求功利实用。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中国结”“功夫”“舌尖”等符号化的平面维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却少有耐得住寂寞的关注与追求。
政治学者郑永年曾评论说，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既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中国，就是拿着一些工具性的东西在那叫嚷”。还有学者举出土耳其舍弃伊斯兰文明却又难以被西方文明认可的文化困境，援引亨廷顿的观点警示人们：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
这就是习近平这一代中国领导者面临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在新世纪之后，面向“民族复兴”的目标，文化重建的呼声更为强烈。
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又赋予其现代化之魂
传统文化被视作救世良方，但从另一面看，有“国学热”一地鸡毛的前车之鉴，如何从儒家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正能量，亦是严峻挑战。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圆融、自足，是一个“超循环”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打破了这种“超循环”，进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抵御帝国主义挟持着达尔文主义和丛林规则的侵略。在这种境况下，传统文化被救亡图存时期的主流知识分子抛弃，而其后的文化封闭又让断裂的传统文化缺乏更新的机会。
著名学者杜维明曾撰文说：“过去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们把官员贪污腐败、民众贫穷愚钝、新旧极权主义、错过了工业革命、没能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等，都归结于传统之恶劣。我们拿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欧美文化中的优质部分作比较，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伦理身上，这显然有失公允。”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也说，在对待孔子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形成明显的两极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不少人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强化和放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于是在20世纪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摒弃传统文化。
习近平面对的难题是，不能使中国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食者，因此必须唤醒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同时他也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
他举出了可以古为今用的15种优秀古代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
杜维明认为，21世纪的中国更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他的期待是，儒学要面向整个世界——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数百年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主流；第二期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未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这恐怕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者的期待，也是中国成为大国的文化使命与必然路径。
中国梦不是空想，因为“其梦有根”
习近平善于援引中国传统经典的表达特点广为人知，人民日报社专门编写了26万字的《习近平用典》一书，搜集了过去27年间习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讲话中使用频率高、能体现其治国理政理念的135则典故，每一则都以“三条微博”的文字量详细解读。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谈及编纂这本书的缘起时说，习近平用典，“常常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不仅是在表述中用典，习近平更是在治国理政的框架构设中，将传统文化精华作为重要思想源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他提出的“中国梦”这一重要概念，正是以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为基础的。
中国梦首先根植于“中国特色”。从习近平在各个场合一系列阐述可知，外界与其关注“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如将之视作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当代中国结合的产物。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这种思路，瞬间拉长了“中国特色”的时间之轴，并将之接入深邃的中国文化之池。
不仅如此。2000多年前，孔子在竹简上写下“君子和而不同”。2000多年后，习近平向全世界给出中国梦的解释：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同时他也延续“和而不同”精神，将中国梦与各国各民族之梦对接。
有学者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相比较，视之为一种“后发的、复兴的、彰显包容精神的新文明模式”。
更有研究者认为，人类正面临“三大矛盾的加剧”：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人的各种功能、需求之间越来越不平衡，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而中国梦将不仅使占整个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人安居乐业、富裕幸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将为人类文明走出困境开辟出一条新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梦’不会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中国梦’不是关门做自己的‘小梦’，而是做‘开放、包容、共赢、合作’的‘大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固有根本。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就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倡导覆盖全社会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各地街头的宣传栏上处处可见。
在习近平看来，无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或是制度自信，最根本是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造、价值理念梳理清晰，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他用诗意的语言要求重整民族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首次在党内全面系统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
习近平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与汲取，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人们发现，他强调的生态文明、以民为本、依法治国、解放思想、重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治国理念，都可以上溯至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北京大学一位学者撰文分析了习近平治国理念在历史、典籍中的渊源。
比如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相接。老子思想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可持续发展观，同时也倡导个人生活要自然而然，以朴素为美，以简约为美。
比如以民为本。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专栏连写三篇文章谈“为民办实事”，并援引《孟子》中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决策部署中以民为本的基调更为突出。而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丰富的资源。
比如依法治国，可追溯至法家的法治思想，如商鞅的以法治国、刑无等级、法官独立、法治而不是权治、法大而不是权大、统治者和官员必须首先守法等。习近平也曾引用法家经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限政府”的思想，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时就已提出。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他又多次引用老子的思想，如“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曾向浙江的专家学者请教如何理解道家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些都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相通。
事实上，《老子》一书据称是世界上被翻译成外国文本最多的著作，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被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之源。
再如外交理念，习近平将儒家的和为贵、考虑他者利益等观念用于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尤其是在国家利益上，更是直接引用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中的“义利观”，提出了新的国家利益观。
习近平对外部世界宣讲最多的理念之一就是“和平”，并经常会以儒家思想作为论据支持。比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告诉世界这些“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执政理念的重要源泉，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必不可少。
有学者分析，习近平首次在中共党内全面系统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作为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
2015年6月，国家行政学院编辑出版了首套共11册的领导干部国学教材，包含修身之道、处世之道、用人之道、治兵之道、廉政之道、执法之道、天人之道等，计划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对现任各级行政干部进行传统文化轮训。
早在2008年，习近平刚刚就任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就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断提高慎权、慎独、慎微、慎友的自觉性。”
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也说到，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家风”“家庭熏陶”。2015年春节前，他在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近平在这个全球华人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前讲这番话，虽言辞温和，但震撼力极强。有媒体评价说，这是“把每个人的‘小家’提到和国、天下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建立“健康而强大的价值观”的勉励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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